注释： *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完善研究（22ZDA040）的阶段性成果。

[134]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2019年9月24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63页。一是得益于国家与农民生产者的直接联系，这消解了中国基于封建主义而产生的农奴制土壤，中国实际上存在大量的佃农和自耕农。

现行宪法通过规定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接续了地方自治的传统。大一统国家观在当代也面临无组织力量的挑战，需要在保持宪法的公共哲学基础、确立法治统一的宪法原则、加强宪法的社会调控功能三个方向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刘少奇在1954年宪法草案说明中明确指出，人民当自己还处在被压迫地位的时候，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充分集中起来。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96]它在逻辑起源上不具有对抗性和防御性。

李忠夏：《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宪法定位：合理利用的规范内涵》，《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第86-105页。[84]可以说，帝制下大一统的经济逻辑就是不经由中介力量而将国家和农村生产者直接联系起来。具体包括： 1.确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涉及港澳的相关立法和决定符合宪法、基本法。

基于合宪性推定原则，合宪性审查机关无需对每一个的公权力行为都作出明确的合宪性确认。……根据当前疫情形势和防控工作需要，适时推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时间，符合宪法原则和精神，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确认，既要保证立法质量、解决合宪性争议、预防违宪风险，夯实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合宪性基础，也要避免合宪性确认的滥用，浪费立法资源，混淆合宪性与合法性的界限。从2007年选举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开始，法律委员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都会在审议过程中确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符合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符合一国两制方针和特别行政区的实际。

进入专题：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合宪性确认 。这样，能够更稳妥有效地处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确保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的稳定发展。

有权机关对不同法律草案作出合宪性确认的次数也不同，对合宪性、涉宪性问题阐述的详细程度也不同。第三，确认法律草案中的特定规范符合宪法，回应具体的合宪性争议。提出法律案的主体应当在法律草案说明中主动对草案中的合宪性、涉宪性问题进行说明。【摘要】由合宪性审查机关确认相关法律规范符合宪法，是兼顾宪法稳定性和适应性的重要手段。

即在涉及特别行政区的立法和决定过程中，合宪性确认应当重视一国两制的特殊性，强调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强调有关立法和决定符合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等等。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在法律通过后通过专门的决定，确认法律的合宪性。（二）事先审查概念的提出与合宪性确认的发展趋势 2018年以来，随着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持续推进和关于《监察法》草案合宪性问题的讨论，法律草案的合宪性控制问题再次成为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除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包括2018年之前的法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会议、全国人大代表，都可以通过特定的途径，确认法律草案合宪。

比如，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物权法（草案）》说明中高密度地进行了合宪性确认，在之后法律委员会向大会主席团提交的法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就没有、也不必再提及合宪性层面的问题。委员长在开会发言中作出的合宪性确认、委员长会议和常委会在法律草案说明中作出的合宪性确认，同样属于立法背景资料，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但也应当承认其在立法实践中的效力。

可以在立法草案说明和法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将合宪性确认独立为专门的一部分。但是，需要看到上述渠道存在的局限性。

一方面，立法过程中，对同一部草案或同一议题，可能会有不同主体作出不同次数的合宪性确认，进而发生合宪性确认叠加的情况，进而形成了不同强度的合宪性确认。委员长在人大各种会议上的发言、特别是在发言中作出的合宪性确认，虽然有些并没有载入正式的工作文件中，但也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产生重要影响，是理解重大立法决策过程的重要线索。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宪法室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正式使用了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审查这一表述，将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概括为做好涉及宪法问题的事先审查和咨询工作强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审查和研究和做好法规规章备案审查中的合宪性、涉宪性问题研究三项举措。但这是否意味着需要进行制度性创新，建立起一套正式的事前合宪性审查机制，还有待观察。基于此，关于合宪性确认现象的识别标准，就需要特别说明。第二是结果要素，即关于相关合宪性、涉宪性问题的评价必须是积极、明确的、具有针对性的，即认定相关公权力行为符合宪法或不违背宪法。

2020年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正式提出建立健全涉及宪法问题的事先审查和咨询制度，但这一制度的适用范围被限定在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司法解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其他重要政策、重大举措的范围内。其次，阻却法律生效后的相关违宪质疑。

首先，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有效运转会促使立法机关更加重视避免违宪而不仅仅是纠正违宪。第三，从我国改革开放与宪法变迁的关系入手，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相关改革措施的事后合宪性确认视为一种宪法变迁的模式和一种确保形式合宪性的手段。

正如前文所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物权法（草案）》说明中几乎对草案包含的所有合宪性、涉宪性问题都进行了详细回应，形成了罕见的高密度合宪性确认，也强化了合宪性确认统一立法共识的功能。本文对合宪性确认的从合宪性审查决定类型的角度来看，包括单纯合宪、警告性判决与合宪性解释等种类，其中，以单纯合宪最为典型。

五、结论 综上所述，合宪性确认是我国宪法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确认涉及香港和澳门的相关法律和决定草案符合宪法、基本法。从上述两个个案看来，法工委在确认有关规范符合宪法的同时，也向有关方面提出了废止或完善立法的建议，这种合宪性确认已经与警告性判决有了异曲同工之处。之所以将此种情况归为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确认，是因为在上述合宪性确认的观点并不是在立法通过后才作出的，而是在立法过程中已经有所表达，并且成为了草案的一部分，经过法定的立法程序，相关的合宪性确认成为了法律规范。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立法者或者立法的主要推动者会更加注重在立法过程中强调立法的合宪性，进而推动重点领域的立法，并协调与合宪性审查机关的立场。因此，上述合宪性确认不属于事后合宪性确认，自然适合归入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确认。

其次，立法后评估的重点应该是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而与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在制度功能上有所区别。例如，在1984年11月，彭真委员长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联组会议，审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文件，并在会议结束时发表讲话提出：会议一致认为，中英两国政府草签的联合声明是符合我国宪法关于设立特别行政区的规定的，是完全符合宪法的。

最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的决定》包含了《合作安排》符合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措辞。其次，区分合宪性争议的起因。

从功能上来看，这些合宪性确认明确和丰富了宪法文本的含义，推动了宪法秩序的发展。第二，立法工作的公开性持续增强。在立法过程中，有权机关应当根据立法涉及的领域、合宪性争议的强弱，合理安排合宪性确认的密度和强度，以及对涉宪性问题研究的深入程度，确保合宪性确认能够发挥理想的功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进行立法后评估，也是确认法律符合宪法的重要渠道。

在功能上，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确认，也部分替代了正式的合宪性审查和宪法解释，为改革提供了宪法层面的正当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也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中对地方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探索作出了不违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认定结论。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提交的《监察法（草案）》说明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强调了制定《监察法》的宪法意义，以及《监察法》与相关《宪法修正案》之间的关系。合宪性确认在凝聚宪法共识、平息合宪性争议、阻却违宪质疑等方面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根据《全国人大组织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委员长会议有权向常委会提出议案、决定是否将议案和决定草案、决议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指导和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等重要职权，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笔者将其排除在本文的观察范围之外。